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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难地居民风险知觉与旅游支持度的关系研究——以汶川大地震


  原标题:自然灾难地居民风险知觉与旅游支持度的关系研究——以汶川大地震重灾区北川和都江堰为例

  摘要:尽管近年来学界对黑色旅游关注较多,但有关于生活安全感如何影响灾区居民对所在城市灾后发展旅游的感知与态度的探讨仍很少。本文以“5·12”汶川大地震重灾区北川羌族自治县和都江堰市为实证案例地,调查并分析居民对地震后发展旅游业的支持程度如何受到危机事件认知(风险评价、风险情感、风险防御倾向)与地方依恋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居民认为次生灾害等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越高、后果越严重时,触发的风险情感(如担忧等)越强烈;当风险情感越强烈时,居民采取风险防御行为的意愿也会越强,从而越倾向于支持灾后发展旅游业;风险防御行为意向对地方依恋和旅游支持度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居民的地方依恋越强,越倾向于支持灾后发展旅游业。本文创新性地从更广义的居民风险知觉、风险防御与地方依恋的视角,探讨居民对灾后发展旅游业的态度,对灾区恢复重建过程中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一定启示。

  关键词:黑色旅游;风险知觉;地方依恋;旅游支持度;大规模自然灾难;汶川大地震

  大规模自然灾害的负面影响往往持续时间较长。大规模自然灾难的爆发,会破坏已有和谐(自然、社会与身心和谐)(Tuan,1979)。在一些城市的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旅游业被认为是经济恢复和文化重建的重要方式而受重视。那么,生活在次生灾害高风险区的居民是如何看待灾后旅游业的产生与发展的?对未来灾害风险的判断、对已发生和未来可能发生灾害的复杂情感、对风险的防御行为倾向等,是如何影响他们对地方的情感依恋和旅游支持度的?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者思考。以往研究多从“旅游影响”角度切入,从旅游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方面来分析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近年来,学者们呼吁从“旅游感知”的视角来识别各种影响居民旅游感知的内外部因素,如从更广义的生活质量 / 安全感维度来探讨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Wright & Sharpley,2018)。对风险的感知是灾区居民生活的重要方面,直接影响居民的幸福感。因此,从更广义的社会现实和居民生活质量维度出发,探究风险知觉对地方依恋和灾后旅游支持度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国属于地震频发地区,地震的社会地理影响与灾后恢复、危机知觉与地方感的关系等是地理研究的重要课题。汶川大地震是我国继唐山大地震之后伤亡最严重的一次地震,其负面影响及灾后恢复会延续较长时间。鉴于对灾后社区旅游态度的研究相对缺乏(Wang & Luo,2018),本研究旨在探究北川羌族自治县和都江堰市居民对灾后发展旅游的支持度,以及这一态度如何受到更广义的社区生活质量(风险评价、风险防御和地方依恋)的影响(庄春萍、张建新,2011;Wang,2019)。社区居民既是灾后旅游凝视的对象,也是旅游发展的主体,本研究有助于丰富居民视角的灾后旅游研究,有助于厘清旅游发展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灾后恢复的机理(Wright & Sharpley,2018)。

  我国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之一(何景明,2012)。伴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和强度逐渐增加,带来越来越严重的影响。自然灾害与旅游业的关系复杂而微妙,一方面自然灾害的爆发会对旅游业产生巨大的冲击,另一方面又可能催生出一些新的旅游地(Wright & Sharpley,2018)。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自然灾害与旅游业发展的关系(Wang,2009;Hughey & Becken,2016),研究议题包括自然灾害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Becken & Hughey,2013)、旅游业的脆弱性与恢复力(Tsai,Wu & Wall,et al.,2016;Guo,Zhang & Zhang,et al.,2018;Lin,Kelemen & Tresidder,2018)、旅游接待业的灾害规划和风险管理(Laws & Prideaux,2006)、自然灾害地的黑色旅游研究(Tang,2014;Yan,Zhang & Zhang,et al.,2016)等。对自然灾害地的旅游研究主要从供给和需求两大方面展开。供给方面的研究多从宏观层面探讨灾后旅游的开发与管理(吴春涛、李熙、段金莉,2016),需求方面的研究则多围绕旅游者为什么参观灾害发生地(陈星、张捷、卢韶婧等,2014;王金伟、张赛茵,2016)、灾后旅游体验(颜丙金、张捷、李莉等,2016)、满意度(Tang,2014)和旅游意向(Qian,Zhang & Zhang,et al.,2017)等展开讨论。

  总体而言,当前从居民视角关注灾后旅游的研究相对缺乏(Sun,Zhou & Wall,et al.,2017)。自然灾害发生后,旅游发展将对社区及灾后恢复过程产生直接或潜在的影响(Wright & Sharpley,2018;Wang,2019)。社区是面对自然灾害的重要社会结构单元,在灾害风险应对与灾害防御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因此,加强居民视角的研究尤为重要。

  Foley 和 Lennon(1996)首次提出“黑色旅游”(申健健、喻学才,2009)概念,把黑色旅游定义为“前往与死亡、灾难和邪恶有关的地方的旅游”。依据成因机制的不同,可以将黑色旅游划分为人为灾难型和自然灾害型两种。国内关于黑色旅游的研究起步较晚,2008 年汶川大地震后才逐渐增多(王金伟、王士君,2010;何景明,2012;方叶林、黄震方、涂玮等,2013;谢彦君、孙佼佼、卫银栋,2015;王金伟、张赛茵,2016;颜丙金、张捷、李莉等,2016;Yan,Zhang & Zhang,et al.,2016;Qian,Zhang & Zhang,et al.,2017)。

  大规模自然灾害后,在灾难遗址地发展旅游业引发了不少质疑。一些学者认为灾后发展旅游业有助于经济恢复(王金伟、王士君,2010;罗青苗、高联辉、唐艳,2011),而另一些声音则从伦理的角度认为将受灾居民的伤痛之地商业化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可能带来居民情感上的二次伤害(Wright & Sharpley,2018),但很少有研究从灾难旅游的凝视对象——社区居民的感知出发,实证分析居民对灾后发展旅游业的态度。Kim 和 Butler(2015)是最早研究黑色旅游社区居民态度的学者,他们发现不同居民对黑色旅游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看法,并指出这一差异可能是由居民地方依恋的强弱不同导致的。Wang 和 Luo(2018)分析了居民对黑色旅游影响感知与旅游态度的关系,指出北川羌族自治县居民尽管受灾严重,却倾向于支持发展旅游业,认为黑色旅游有助于社区文化重建、环境保护和经济恢复。Chen、Wang 和 Xu(2017)探讨了灾害旅游中,居民地方依恋、旅游影响感知与旅游态度的关系。

  以上研究多采用“旅游影响”的视角,对灾区居民灾后旅游感知与态度的研究较为缺乏(Wright & Sharpley,2018;Wang,2019)。近年来,有学者呼吁不仅要从传统的“旅游影响”视角,还应该基于对社会生活现实的深入理解来探究居民对旅游的态度(Wright& Sharpley,2018)

  环境风险认知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已形成许多具体理论和方法,如启发范式、心理测量范式等,其中心理测量范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环境风险认知指个体对存在于生活中的环境风险的主观感受和认识,且强调个体的直观判断和主观经验对个体认知的影响(谢晓非、徐联仓,1995)。Böhm 和 Pfi ster(2000)提出了一个环境风险认知评价模型,认为风险评价通过影响风险情感而形成行动倾向。Devine-Wright(2009)认为人们对环境变化和风险的感知会激发情感并促使其采取风险防御措施。Sun、Zhou 和 Wall 等(2017)以云南省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区为例,发现旅游社区的居民对灾害风险更为敏感,更愿意采取灾害风险应对措施。据此,本研究提出风险评价、风险情感与风险防御行为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的假设,具体如下:

  对环境因素的感知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 地情感联结(Jorgensen & Stedman,2006)。段义孚提出的“恐惧景观”(Tuan,1979),Porteous 和 Smith(2001)提出的“地方毁灭”等都反映了自然灾害能够影响居民对地方的记忆与情感。大规模自然灾害发生后,物质环境的破坏、控制感的缺乏和对未来风险的担忧可能会导致居民地方依恋的瓦解(Onuma,Shin & Managi,2017),而社区居民重建社会关系、重构地方意义等风险抵御行为则有助于灾后地方依恋的恢复(Silver & Grek-Martin,2015)。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郑春晖(1986—),女,广西桂林人,博士,广州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黑色旅游、旅游者心理与行为。E-mail:

  张捷(1960—),男,江苏泰兴人,博士,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化地理与旅游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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